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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治理困境与企业发展法律问题的研究
——以182件涉公司决议内容案件为样本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发布时间:2020-05-11 16:03:27 打印 字号: | |

随着公司法律制度及司法解释的修订完善,公司治理纠纷的可诉性不断增强,使得此类案件不断涌入法院。据统计,2016年以来,盐城法院受理各类公司治理案件677件,呈现多元化、高发性的态势。公司治理结构平衡与机制显效与否,体现了企业管理能力与风险防范水平,也决定了企业能否做大做强。而公司决议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的重要方面,其是有是无、合章合法直接关系到公司治理结构是否稳定。在司法实践中,公司治理纠纷案件可以捕捉到有关公司决议方面的问题,并能引发深层次思考。为此,本课题组以审理实务中182件案件为样本,试图通过“公司决议”这面镜子,深入剖析当前我市涉及企业内部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法律路径。

一、公司治理案件中涉公司决议问题的统计分析

经对2016年1-2019630日盐城法院审结的涉公司类一审案件进行分析(合计677件,排除调解和撤诉案件252件),对法院判决的425件涉公司类案件进行逐案梳理,其中有182件案件涉及公司决议效力、执行及其衍生问题,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一)案由分布

1.公司决议效力纠纷19件,具体案由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10件,公司决议撤销纠纷6件,公司决议不成立纠纷3件。诉讼理由包括:股东会召集程序不合法,决议股东签名伪造,决议内容要求股东以个人财产对外承担责任、擅自变更股东出资额、擅自将股东除名等。

2.股权转让合同纠纷193件,其中涉及公司决议的案件63件,以公司决议作为证据来反映公司股东对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如显名股东或隐名股东主张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决议签字系他人代签等诉讼理由。

3.股东知情权纠纷47件,主要诉讼请求为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等材料,其中要求查阅公司决议的案件为16件。

4.公司出资、增资、减资纠纷45件,其中涉及公司决议的案件33件(系列案件不重复计算,实际为16件),诉讼理由包括增资扩股未经股东会决议、公司减资损害债权人利益、未按股东会决议履行出资义务等。

5.新增资本认购纠纷27件,其中涉及公司决议的案件5件,均为未形成决议即确定新增资本。

6.公司盈余分配、股东收益纠纷12件,其中涉及公司决议的案件8件,诉讼理由多为关于盈余分配的股东会决议未能实施。

7.公司解散纠纷17件,其中涉及公司决议的案件占11件,诉讼理由均为长期未召开董事会、股东会,未能形成有效的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公司陷入僵局。

8.损害公司、股东利益责任纠纷16件,其中涉及公司决议的案件8件,涉及到新股东对入股前的股东会决议进行诉讼、股东的直接诉讼资格等诉讼理由。

9.股东资格确认纠纷15件,其中涉及公司决议的案件9件,诉讼理由包括: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问题、将显名股东转为隐名股东、代持股份等。

10.公司证照返还纠纷9件,其中涉及公司决议的案件6件,诉讼理由均为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免去高管职务,但对方未能返还章印及有关材料。

除上述案件类型外,还包括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等纠纷也涉及到公司决议方面内容。

(二)特点分析

1.涉公司决议瑕疵纠纷案件数量呈大幅上涨态势。经统计182件样本案件,盐城法院审结的涉公司决议纠纷一审案件(排除调解和撤诉案件)共计182件,其中2016年结案53件,2017年结案47件,2018年结案60件,2019年结案22件,案件数量呈现逐年增长态势(见图1)。其中,增幅最高的是股东知情权纠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

2.案件分布区域性差异明显。受投融资大环境的影响,市场经济活跃的地区,此类案件纠纷相对较多。盐城地区涉公司决议纠纷案件主要集中在亭湖、大丰、东台、盐都、射阳等地(见图2),亭湖有一起系列案件14件,实际为29件;射阳有一起系列案件15件,实际为17件;东台有一起系列案件5件,实际为16件。 

3.案由不一但成讼原因集中。如前所述,绝大多数涉公司纠纷案件都可能涉及到公司决议,经分析,具体涉及到以下几类决议内容:股权转让、持股比例确认、增资、减资、利润分配、高管任免、对外投资、对外借款、变更登记等。主要诉争焦点集中于:一是决议的效力认定,即程序瑕疵,包括伪造或代签字、未通知股东参会、未实际开会、会议召集程序不当、参会人员比例未达到等;二是决议内容的具体履行,包括限制股东权利、增减注册资本、利润分配、对外债权债务的处理、隐名股东的权利、任免公司高管、工商登记变更、对赌协议、证照返还等;三是重大事项未经决议,如股权转让、对外投资、抽逃出资、低价转让等;四是股东主张对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的知情权;五是股东间矛盾重重致使公司陷入僵局,申请解散。

4.公司连环诉讼较为突出。公司各股东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律关系复杂,既有公司内部的股东与股东、股东与公司、公司与高管人员之间的关系,又牵扯到公司外部当事人与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既涉及责任承担的实体问题,又涉及认定公司决策程序是否合法的程序问题。一些案件往往会形成公司决议效力、股东知情权、损害股东利益责任、股权转让、公司解散等一连串程式性的关联诉讼,或者一个股东提起诉讼后,引起多个股东相继提起诉讼的连锁反应,亦或者一方败诉后,另起由头提起诉讼,此类案件占所有案件的31%。如盐城格林鸿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系列案件、江苏宏玮大酒店有限公司系列案件、盐城市瑞成消防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系列案件等。

5.公司决议纠纷多涉及中小企业。涉及公司决议纠纷的案件集中于中小企业,占所有涉诉纠纷案件的90%以上,较少见于大型企业。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公司人合因素较强、内部管理较为混乱,章程模式化严重、实用性低下,极易引起诉讼纠纷。

6.上市企业或寻求上市企业涉诉纠纷集中多发。调研发现,即将上市的企业往往容易引发股权转让、股东资格确认等纠纷,如大丰农商行、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案件,多名原告主张多年前的公司决议无效,要求确认股东身份。究其原因,一旦公司上市,将会吸收大量资本,原股东预参与其中分“一杯羹”。

二、公司决议问题反映出的企业治理乱象

(一)从企业类型分析

1.家族企业股东结构混乱。家族企业创立和发展初期,亲情是经营家族企业最主要的向心力,有助于企业做大做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继承、利益纠葛等因素都很容易导致亲情“断裂”,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矛盾纠纷。发生纠纷的原因大多在于家族成员之间对公司治理的规则、程序、制度不甚重视,股东间对企业资产的权利、利益关系模糊不清,对企业资产的拥有比例约定不明,也就埋下了矛盾的因子。由于家族企业对外的封闭性,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对于家族成员的实际出资比例、公司决议的效力、股权结构、出资流转都难以认定,审理工作困难重重。如宏玮茗都房产公司系列案件,在改革开放之初,顾氏兄弟精诚合作,公司资本的快速积累完全靠兄弟之间的相互信任和配合,但预先却未能设计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和纠纷解决管道,当亲情和信任不复存在后,双方对于各自的出资比例陈述不一,进而引发了涉及决议效力、股权转让、股东知情权、申请公司解散等一系列纠纷。

2.改制企业股东资格确认较难。20世纪90年代,大量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改制成公司。因考虑到法律对有限制责任公司股东50人的上限限制[1],职工股东人数众多容易导致股权结构分散等原因,改制后的公司往往会形成职工持股会集中持有管理职工股、股东代表集中持股、出资职工以自然人身份持股等三种主要的持股方式,但在工商登记信息中,原属企业职工的小股东可能并不在登记之列,而是依托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等书面形式载明股东身份。通过审判实践发现,很多改制后的公司因各种原因形成多份股东会决议以进行工商变更或外部交易,但经常存在各种问题和瑕疵,如召集程序不合法、伪造签名、损害股东利益等等,而许多小股东往往因不参与公司实际经营,时隔多年才会发觉,进而引发股东资格确认诉讼,也给法院审理带来不便。如卞某等人与健雄电气安装公司、江苏丰山集团公司决议纠纷案件,卞某等人主张十余年前公司伪造股东会决议签名多次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侵害其合法权益。

3.上市企业对外欺诈增资扩股。根据法律规定,公司增资、减资应当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实践中发现部分企业内部通过相对宽松的对外增资扩股决议或者未经股东会决议,借助其他资产管理公司对外发布虚假的招股说明书、计划书,隐瞒经营业绩不佳、财务状况恶化等重要信息,导致他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增资入股,该行为已明显构成欺诈。如中智环保新材料江苏有限公司系列案件,盐城市江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系列案件等,均存在此类情形。

(二)从公司章程内容分析

《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现行《公司法》前后经过四次修正、一次修订,特别是在2005年修订后,很多法条后面增加了诸如“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公司章程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等表述,这样的赋权性规定给予了公司章程更大的自治权,意味着公司章程在《公司法》之外自行作出相应制度安排,继而得以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功能和作用。

经初步梳理可知,我国现行《公司法》涉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共有65条,其中允许公司章程作出排除性规定的赋权性规范总共有六处,主要涉及以下内容:一是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二是股东的表决权;三是经理职权;四是股权转让;五是股东资格的继承;六是公司利润的分配。此外,《公司法》中还有诸多允许公司章程作出补充性规定的赋权性规范[2],与前述规范共同塑造了公司章程的自治空间。

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所起的作用却难谓尽如人意,公司的投资者或者股东显然并未对公司章程给予应有的重视,自治理念和自治能力并未能够及时跟进。多数公司的章程趋于程式化,缺少个性自主的规范约定,致使公司组织行为僵化、股东解构不稳定、内部冲突多发。很多公司只是简单套用工商部门提供的章程模板,与其说是制定章程,不如说是在范本上进行填空,并未结合自身实际制定相应的自治规则,导致部分公司章程操作性不强,在通过之后就被束之高阁,未能作为公司组织的行为规则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公司当事人之间发生相关纠纷时,所依据的也仅仅是《公司法》相关规定而不是公司章程。

此外,也有部分公司的章程较大程度地体现了公司自治的意愿,但是就其内容而言,是否违背了强行性法律规范中的效力规定,能否发生法律效力,在实践中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

(三)从股东出资现状分析

2013年12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公司法》。就修改内容而言,此次《公司法》修订主要是在公司注册资本制度方面,即将注册资本由之前的实缴资本制改为认缴制。修正后的《公司法》允许股东对于首期出资以及注册资本的分期缴纳自行作出约定,同时也取消了此前关于最低注册资本以及验资的规定。换言之,公司注册资本多少、首期出资多少以及后续出资如何分期缴纳等等,均交由股东自行约定。在这种放松公司资本管制的大背景下,公司的自治空间无疑得到了进一步扩大,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股东滥用权利的行为突出。

1.故意拉长认缴时限。如在李某与杨某、盐城市紫薇好又多购物广场有限公司返还投资款纠纷一案中,盐城市紫薇好又多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于20151124日设立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章程中,记载杨某与宋某出资时间为20351118日,时间跨度长达20年。

2.恣意操控虚假增资。如在李某与祁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祁某为江苏宏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通过先借款汇到公司账户进行增资,后再通过公司账户经由第三方将借款转还给出借人的方式,再三进行虚假增资。

3.多轮背书空头转让。如在邢某与杨某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中,滨海县三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初始股东王某、孙某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资为800万元,但该增资的700万元在转入到公司账户后又随即被转出,其后公司股东经过多次更替,历任3名股东及现任4名股东均未交付该部分出资。

4.公司人格混同。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导致公司往往有名无实,实质上已经沦为股东个人牟利的工具。从股东出资的角度来看,突出表现就是公司资本严重不足,股东有可能不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出资义务,也有可能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利用对公司的控制管理,将公司资产转移,资产本身无法负担公司经营的风险和债务。

(四)从决议事项分析

对于具体决议事项进行分析,更能直观的反映公司发展症结的原因,进而找到解决之策。经过梳理,下列决议事项是易引起公司决议类纠纷的高敏感议题。

1.公司高管的任免。公司高管职务主要包括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高管的任免实际上是股东之间争夺公司控制权的集中表现。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差异必然会导致表决权的差异,公司高管与小股东的利益取向和行为目标并非总是一致,容易产生矛盾纠纷。如瑞成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免去吴某的执行董事职务,选举杨某为执行董事,破坏了协议约定的平衡结构,导致吴某不能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股权转让合同解除。

2.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该条规定的目的是防止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利用控股地位,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实践中,不乏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就对外签订担保合同的情形。对于公司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外的其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未经过股东会决议并不必然认定合同无效,但是对于未经决议就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了担保,则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应认定此担保合同无效。如林某将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后,协议约定,鑫之鼎公司对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公司为股东股权转让提供担保,如股东无法按约偿付股权转让款,公司承担偿还责任,变相导致公司注册资本金减少,实际为股东抽逃出资,该担保行为应当认定无效。

3.公司盈余分配。实践中存在公司股东主张不分配利润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情形。公司在经营中存在可分配的利润时,有的股东希望将盈余留作公司经营以期待获取更多收益,有的股东则希望及时分配利润实现投资利益,若大股东所控制表决权让公司股东会无法批准利润分配方案,则小股东分配利润的目的必然落空。一般而言,即使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未形成盈余分配的决议,对希望分配利润股东的利益不会发生根本损害,因此,原则上这种冲突的解决属于公司自治范畴,是否进行公司盈余分配及分配多少,应当由股东会作出公司盈余分配的具体方案。如张某与江苏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但是,当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时,则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实体利益,此时已非公司自治所能解决,此时若司法不加以适度干预则不能制止权利滥用,亦有违司法正义。

4.股权回购。股权回购制度可以使少数股东在公司出现有损其利益的法定情形,能够选择退出机制来保障其投资获得及时回报。按照《公司法》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允许公司收购股权,但应当由公司做出决议,并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3]。另外,《公司法》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具有法定的行使条件,即只有在“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三种情形下,异议股东有权要求公司回购其股权,对应的是公司是否应当履行回购异议股东股权的法定义务,此时也应当进行决议。实践中,出于对法律规定的不熟悉或者其他原因,公司回购股权有时过于随意。

(五)从股权转让意思分析

股权转让是公司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有限公司面言,股东变更打破原有人和格局,因关涉公司经营发展,《公司法》七十一条要求其它股东优先认购或半数以上同意。实践中,绝大多数的股权转让能顺利进行。然而,有的股权转让协议牵涉了诸多法律问题,进而影响到公司及股东利益。

1.股权让与担保。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为担保债务清偿,将担保标的物的权利转移给债权人,在债务清偿后,标的物应返还于债务人或第三人,于债务不履行时,担保权人有就标的物优先受偿的权利。[4]。如汇能华盛公司与杨某等案中,汇能华盛公司合法持有兴杨公司股权,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汇能华盛公司实际控制了兴杨公司,其行使股东权利作出股东会决议变更法定代表人,之后处置了其所持有的兴杨公司的股权,实际上违背了股权让与担保的原意。

2.股权转让对赌协议。如上述案件中,汇能华盛公司与杨某股权转让后,合同约定汇能华盛公司接管兴杨公司后,如果兴杨公司无法达到预期的经营目标,杨某将股权转让款归还给汇能华盛公司,汇能华盛公司退出兴杨公司的经营。该约定属于股权转让对赌协议,在合同中预设条款,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3.股权转让阴阳合同。转让股权时,在工商备案中会留存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一般都是按照注册资本金计算股价,但是实际上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股权价值会存在波动,可能会有股价增值,如上文提及的林某案中,案涉股权实际价值已经明显溢出了注册资金,但是在实际转让时却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一份按照注册资本金等价转让用于工商备案,一份溢价转让用于实际操作,系明显的阴阳合同,极容易引发股权转让价值的争议。同时,在股权溢价转让时,需要向有关部分缴纳相应的税费,如果不经股权评估,均允许当事人按照注册资本金等价转让,也容易造成股东偷逃税费的问题。

三、从决策层面实现公司良性自治的司法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公司法律制度

如上所述,我国《公司法》第22 条关于股东会瑕疵决议的立法规定过于宽泛化、过于原则化,《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虽然对股东会决议问题作出了更详细的规定,但并不能全面的解决有关问题,关于出资加速到期、显名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股权让与担保、对赌协议、决议效力的具体情形等内容,都需要进行明文规定或案例指引。具体建议如下:

1.关于股东瑕疵出资的连带责任。根据《公司法》第93条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过程中,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瑕疵出资的,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发起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而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法》却未能具体规定其他发起人的连带责任,仅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规定了公司增资时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的连带责任承担方式。我们认为,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述规定可以推广适用到有限责任公司,即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相关主体有权请求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股东(发起人)承担责任后,根据连带责任内部求偿原理,可以向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

2.关于股东知情权问题。知情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公司法》第33条、第97条均有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进行了扩大解释,进一步完善了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边界,将知情权主体延伸至原股东,即“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也可以主张知情权。实践中,不乏公司解散后原股东主张知情权的情形,《公司法》对此并无明文规定。公司主张已解散来对抗股东知情权的行使,法律对此应当明文禁止,此外,也存在因公司账目资料已遗失或销毁,导致知情权客观上已无法履行的情形,法律对此也应予以明确规定。

3.关于认缴制下的出资责任。公司制度的核心在于公司资本制度,公司资本制度的核心在于股东出资。[5]现行法律规定对于股东出资的规定较为宽松,虽然规定股东具有补缴出资的义务,但公司成立并不需要将资金进行实缴,只需认缴即可,没有对公司成立的最低资本进行有效规定,对于股东缴纳出资的期限也没有详细说明,完全依靠股东自行协商,并在公司章程中予以明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虽规定了催缴制度,但未能给出具体操作办法。应当设定完整的出资催缴程序,并规定出资加速到期的情形,如公司在债务强制执行后仍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应当强制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

(二)司法裁判价值考量

公司决议牵涉了多方面的利益,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之间常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与冲突。作为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在审查决议的效力时,需要努力提高专业能力和审判水平,妥善衡量各方利益,裁判中既不违反法律规定,又能实现公平正义。

1.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对外担保应当经过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此规定过于笼统,很容易导致法官在案件审理中“一刀切”。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决议对外签订的担保合同,原则上属无权代表,未经公司追认,应认定为无效,当然,也排除了四类情形。[6]法院在审理未经公司决议对外担保的案件中,应当注重对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即相对人能证明其已对公司章程、决议等文件进行了审查,文件内容符合《公司法》第16条、第104条、第121条等规定的,应认定为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

2.关于股权代持问题。虽然股权代持行为系当事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主行为,法律对一般的股权代持行为并未禁止,但是股权代持行为对代持人、实际投资人等均会带来法律上的风险。股权代持行为使得公司登记的名义股东与实际投资人不一致,在市场交易中会使交易对象对公司的信息产生误判;一旦代持行为被披露,对于公司商业信誉也会产生影响。因此,法院在掌握司法尺度时一般不鼓励股权代持行为。在对代持股协议效力的认定上,法院应当采取内外区分原则。一是区分代持股协议在协议当事人之间的效力和对公司其他股东的效力。代持股协议的约定对于协议当事人(实际投资人与代持人)之间一般是有效的,但如果公司其他股东对代持股行为并不知情,则代持股协议往往对公司其他股东难以发生效力,对公司也难以发生效力。二是区分代持股行为与股东对外应负的责任。即使代持股协议约定由实际投资人承担出资义务,或者约定显名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概不负责,但如果该代持的股份出资不实,公司的债权人仍可以要求显名股东在出资不实范围内承担责任。

3.关于关联交易披露问题。《公司法司法解释(五)》规定,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原告公司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请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赔偿所造成的损失,被告仅以该交易已经履行了信息披露、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明确了履行法定程序不能豁免关联交易赔偿责任,从而解决了《公司法》第21条规定的“利用关联关系”的证明责任问题。

4.关于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问题。实践中,不乏当事人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情形,在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中,违约方是不可能主动催告解除的,那么守约方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合同权利的期限可否一直存续下去,是否应当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对此,当事人乃至法院都少有关注。我们认为,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应当有除斥期间,股权转让合同亦然。

 (三)公司内部治理

由于市场波动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公司对外经营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公司的内部治理风险,完全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有效防范。

1.充分发挥公司章程的作用。公司章程作为体现公司自治的主要载体,是确定公司内部治理机构、公司内部权力分配、公司利益归属、公司股东权益维护以及在出现纠纷情况下如何解决矛盾的最重要的依据,在部分领域,章程甚至有着优先于法律规定适用的效力。登记机关提供的章程模板只能作为参考,公司应当注重章程的个性化和细节化,认真制订公司章程。章程的内容越详细,公司运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便发生争议也有规可循。

2.主动提升法律意识。公司股东、高管人员应当加强对公司法的学习,严格执行公司决议的程序性要求,并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作出公司决议。有条件的公司应当事先委托律师事务所或者法律顾问全程参与会议过程进行指导,或委托公证机关对股东会会议通知程序和召开程序进行全程公证。在公司内部管理中,应当严格按照《公司法》规定预先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减少冒名持股、隐名持股、股东出资不实、股东抽逃出资等情形。

3.预先制定争议解决机制。选择诉讼渠道解决公司内部纠纷耗时耗力,且结果未必能让当事人满意。如果能够通过公司自治渠道解决争议,不仅省时省力,还能继续维护各方之间的私人关系和良好形象。防患于未然、“治未病”的观念应当成为创业者、投资人创立公司时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以股东除名制度为例,公司可以约定更为简便的除名条件,促使股东及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再以控股股东压迫中小股东为例,公司可以细化规定控股股东不得参与与其有关联利益事项的表决,还可以规定控股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具体情形,一旦其作出特定的行为,则可以通过在公司事务表决中减少其表决权,限制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限制其分红权等形式进行有效惩处。

(四)监管导向

公司法律制度在理念上强调公司自治优先,而现实是自治优先却未必优越。例如某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需要全部表决权一致才可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迟早会产生公司僵局。就诉讼途径而言,法院应当尊重公司自治,故遇到上述情形,只能依据章程规定进行裁判。要防止此类情形的出现,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的作用就举足轻重。首先,从促进投资、鼓励创业的高度出发,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回应企业的现实需求,在商事登记逐步放宽的形势下,更加主动地为企业排忧解难。其次,对于企业应当量身提供服务,比如可以根据投资人和企业的实际需求提供不同情境下的示范章程,为公司登记时提供更多的章程选择。同时,引导企业家、投资人根据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公司章程,而非仅仅套用模板。再者,相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管,建立长效机制予以防范。对于故意拉长认缴时限、恣意操控虚假增资等情形,可以通过专人审批监管、大数据分析等方法严加管控,从源头上杜绝弄虚作假的可能。

(责任编辑:车亚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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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主持人:陈国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课题组成员:林毅、陈娴、金龙飞、丁莉。

 

[1]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必须在1-50人之间,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可在2-200人之间,由此可以看出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难易程度的差异。

[2]比如《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等等。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公司因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4] 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版,第83页。让与担保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让与担保,包括卖渡担保,指的是当事人双方依买卖的方式设定的让与担保,即双方以买卖方式让与财产并附有买回的约定,出卖人得以价金的返还来解除合同以取回标的物,或者得以所受的或者约定的价金买回标的物。在理论界,一般所讲的让与担保,均指狭义上的让与担保,并不包含广义的让与担保在内。

[5]陆科研,《我国公司法中认缴制下股东出资责任的加速到期研究》,载《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1期,第84页。

[6]一是公司是以担保为业的担保公司,或是开展独立保函业务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二是公司与主债务人之间有相互担保等关系;三是公司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的经营活动提供担保;四是为他人担保系由持公司50%以上表决权股东单独或共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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